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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挖滴滴顺风车杀人案,监管漏洞埋下祸根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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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滴滴顺风车杀人案,是一次恶的极端爆发。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无疑是施害人本身,这是无法根除的社会治安矛盾,但其能得以在短期内连续爆发,不仅反映出平台方对安全事故的漠视,也反映了国家机构在面对滴滴这样的互联网“巨兽”时,缺乏行之有效的沟通、管理和制衡机制。

  2018年8月24日,在空姐遇害案刚过去三个多月,温州乐清女生在白天乘坐滴滴顺风车遭性侵和杀害。和此前空姐一样,这名赵姓女生也是20岁出头。她在下午1点半乘顺风车从乐清飞虹南路至永嘉上塘路;2点10分她给好友发微信说“司机开的山路没有一辆车,有点怕”;15分,她又在给另一名好友的微信中说“救命、抢救”,随后电话关机。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后,对方供认了强奸和杀害的事实。

  这是一次全民关注的互联网公司大型恶性事故,事件发生后舆论一边倒声讨滴滴。媒体、公知对滴滴口诛笔伐,认为滴滴本有可能遏制这起事故的发生,但由于平台在前一天接到乘客投诉电话未予处理、滴滴在警察问询时拒绝第一时间配合,再加上滴滴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,把下线的乘客头像和标签又悄然恢复,以上这些皆导致今天滴滴处在创建以来舆论声势的最低点。

  滴滴当然有责任,但并不是唯一的责任方。这起事件是包括平台方、监管方在内的多重灰色地带叠加导致的悲剧。

  社交的灰色地带

  事件发生后,也有一种相对微弱的声音是,奸杀案是社会问题,责任不该由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公司承担。就好比一家餐厅里发生了恶性事故,不会有人觉得餐厅老板要来担责。但一位接近滴滴管理层的人士在接受《财经》(博客,微博)记者采访时说,滴滴需要承担责任,滴滴顺风车的问题在于:第一,它是引导性的;第二,它是营利性的。

  有媒体梳理了滴滴顺风车的营销海报,有不少颇具挑逗和暗示性的字眼,比如“我们约会吧”、“史上最大规模的移动相亲盛会”、“浪漫的遇见”、“你有短裙、我有暖风”,同时配有男女互相倾慕的图片,其甚至鼓励女生坐到副驾驶座,说“司机可能是你未来的男朋友”。滴滴顺风车事业部原总经理黄洁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“非常sexy的场景”也被放大。

  这样利用人性弱点来获客的方式,在互联网产品中并不少见。比如早期的陌陌、微信,甚至Facebook,都曾在这样的灰色边缘试探。但当完成早期用户获取,平台不断长大,其必须要做的是“洗白”。今天哪怕是陌陌都不会再以约会场景作为营销手段,陌陌给自己的定位是——泛娱乐泛社交平台。

  但相比以上产品,顺风车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和敏感。上述接近滴滴管理层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顺风车会将男女突然放进一个密闭空间里,而且大概率存在的情形是——男性对此有动机、有计划,女性无目的、无防备。这和在社交场景中不同,社交场景往往是双方达成协议才会线下见面,动机是双向的;而顺风车直接把两个陌生人放进密闭空间里,风险系数更高。

  顺风车不同于快车和专车,后者政策管制更多、司机也以全职为主,司机的诉求更为明确——赚钱养家糊口。顺风车游离在政策管制的边缘地带,平台方不需要审批、备案,驾驶员资质审查不严格,司机的盈利诉求也不如快车、专车强。这些都导致顺风车虽然能以共享经济、绿色环保之名表达其正义性,但本质从产品形态上更加模糊,如果不正确引导,以概率来看更容易成为罪恶滋生的土壤。

  《财经》记者从滴滴内部人士方面了解到,在滴滴,顺风车单量并不突出,大概为200万单/天,而滴滴最新一次披露整个平台的日单量是2500万单——顺风车单量不到滴滴整体的十分之一。不过顺风车是滴滴一项稳健的业务,因为司机盈利诉求不强,平台不需要补贴,成本非常低,虽然抽成比例大约仅5%-8%(远低于快车的20%-25%),但是净利润率可观。一个未经滴滴官方核实的消息是,2017年,滴滴顺风车净利润为8亿元人民币。

  “如果滴滴是免费的公益服务,可以说我做好事做出了坏事,很无辜,但滴滴是盈利行为。”上述人士说。滴滴虽不应承担全责,但也不能免责。

  安全的灰色地带

  事件发生后,不少媒体把关注点放在顺风车负责人黄洁莉身上,一篇《顺风车女掌门的奋斗史》流传颇广。文章公开了她从雅虎到百度再到滴滴,以及做社交出身的履历背景。应当警惕的是,从公司角度,这起事件不是顺风车事业部或客服负责人一个人的责任,追责有必要,但舆论不应当过度延伸至对一个人的网络暴力。

  “不光是顺风车产品线的问题,公司层面出了问题。”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王新锐对《财经》记者说,“偶尔有恶性事件出现,不一定就是平台没做到位,有时就是小概率事件;

  但连续恶性事件出现,说明在多个环节都没有起到防控作用。”

  本次事件滴滴的一个错误是,将此前下线的用户头像和标签悄悄上线。一位从滴滴离职的中层以上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顺风车业务不算滴滴支柱型业务,因而滴滴CEO程维和总裁柳青投入精力不算多,加上业务稳定,公司核心高层对该业务相对放权。但不论是最高决策者授权、还是业务负责人私自决定,这都反映了滴滴在第一次发生安全事故后,内部问责并不深刻和严格,最高层也没有及时作出正确价值观引导。据《财经》记者从滴滴内部人士处了解,在第一次恶性事故发生后,滴滴对相关责任高管都没有进行重大处分。“一没开人,二没罚款。”一位滴滴员工说。

  恶性事件的二次爆发,以及之后引起的广泛舆论指摘,对滴滴是一记重击。看起来,这家56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终于开始反思,先对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黄洁莉、客服副总裁黄金红两位高管进行了免职处理,无限期下线顺风车业务,之后程维和柳青发布联名道歉信。

8月27日,滴滴顺风车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。图/中新

8月27日,滴滴顺风车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。图/中新

  “在短短几年里,我们靠着激进的业务策略和资本的力量一路狂奔,来证明自己。但是今天,在逝去的生命面前,这一切虚名都失去了意义。”程维和柳青在联名信中写道。其在落实行动中的第一条就表示,滴滴不再以规模和增长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尺度,而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的考核指标。

  一位互联网创业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称,滴滴下线顺风车的意义在于:一、“大型互联网平台”与“无限责任”画了等号;二、O2O平台进入一个需要懂“人性”而非单纯依靠数据决策的阶段。

  这两起悲剧不光是对滴滴,更是对所有互联网平台公司一次沉重的警醒。

  监管的灰色地带

 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这次事件发生后,交通部虽然表现积极,但是“暴露了整个网络平台交通安全的系统设计问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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